十月底，德國漢堡的 Michael Bruangart 教授來台北訪問。這對台灣的生態知識圈與產業界而言，是一件難得的大事。由於德國文化中心的邀請，浩然基金會（林明宏執行長），UBS瑞士銀行（陳識仁執行副總裁）的贊助，政治大學EMBA班黃秉德博士的安排，才使得 Braungart 得以在台北舉行三場workshop，並與企業界及政府官員會面。

我本人自己在今年年初在德國外交部、歌德學院的安排下，得以有機會在漢堡先見過 Braungart 博士的工作成果，但是因為當時時間緊湊，沒有機會做專訪。此次終於有機會與博士做了一個兩個小時的專訪，英文全文已經posted在這個blog上。中文節錄將刊登在Intelligent Times雜誌十一月號。除了訪問的QA，我們還寫了一篇頗長的文章，也將刊登在同期Intelligent Times。此處將分兩次posts出全文。

《下一波工業革命》
作者梁中偉

十月二十四日夜晚，德國Michael Braungart教授本應在倫敦接受時代雜誌的「環保英雄」頒獎典禮，與英國王子同台受獎。但是他並未飛去英國，而是出現在台北政大公企中心的EMBA班上，向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講解什麼是「從搖籃到搖籃」（cradle to cradle）。這個概念自從2002年以同名書問世後，震撼全球環保與商業界。但是對台灣而言，他帶來的訊息，卻仍是一項嶄新而充滿機會的提案。

對Braungart而言，過去三十年環保運動與各式各樣的方案，並不能終結地球的環境災難，也不能說服企業界真正投入環保。一方面，工業革命帶給我們的真正遺產，並未從整體來分析了解，另一方面，科學家、產業界、環保人士所提出的解方，也仍然受困於負面思考，並未從正面來思考人類真正需要的產業模式。

他給未來的企業帶來的新問題是，「我們清楚顧客需要什麼樣的肥皂，但是河流又期望一種什麼樣的肥皂呢？」當恆河的婦女在河邊洗滌衣服，清潔劑流入河水，在光滑的魚鱗上會留下什麼？我們又會吃下什麼？

環境中的毒素，已經造成每年四百五十萬兒童死亡，只因為無法取得乾淨的用水；大量海豚瀕臨絕境，只因為暴露於海中的塑膠廢料。現在來談減少污染，遠不能解決問題。對Braungart而言，「減少破壞」這種思考方式，「是人類想像力的失敗」，由這種觀點而描繪的未來圖景，是黯淡無光而令人沮喪的。

他提出的解決方案更為積極，不再是一點一滴彌補工業革命的傷害，而是邁向「下一波工業革命」（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），新的工業系統必須謙卑的向大自然學習，在大自然裡，根本沒有廢棄物這個概念──所有的東西基本上都是養料，都可以回歸土壤，「要像一棵櫻桃樹一樣花團錦簇，生生不息。」在一百五十人的會議室裡，Braungart展示一棵櫻桃樹的照片，滿滿的櫻桃花，「花朵遠超過果實的數量，會有人質疑太浪費嗎？」櫻桃花掉落草地，變為養料，化為土壤，自然裡沒有廢物，沒有人口過剩。

他不是在質問，為什麼企業不負責任，污染環境。他問的是，「如果人類世界是由櫻桃樹繁衍的，這世界將是一幅怎樣的圖景？」

Braungart在台灣不到一週的行程，三場workshop，一場與企業家、政府官員的對話，很多時候你覺得他不只是一個化學家，而且是一個詩人。但是千萬不要誤會他是一個浪漫主義者，他挑戰現成的觀念，提出堅實的研究成果、數字、理論說明，並且舉出企業成功的案例，他知道即使有最好的方案，但若不能給企業帶來利潤，是無法推行的。

他在不同場合反覆宣揚他的構想：要從產品的設計階段開始，就仔細構想產品的結局，如何成為另一個循環的開始。搖籃到搖籃的目標，不是在減少廢棄物，而是將工業產品的廢棄物轉化為有用的養料──轉化為其他物質、其他產品，或是對其他地區、其他人有用的東西。不從一開始採取根本不同的產品設計哲學，只是在延緩惡化的腳步，這是過去生態主義者的失敗之處。

教授革命家

我第一次訪問Michael Braungart教授，是在今年初春一個多霧的早上，在教授的公司EPEA漢堡辦公室，EPEA四個字母代表「鼓勵環境保護協會」（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couragement Agency）。在那之前，我對Braungart是何許人毫無概念，只是歌德學院安排的媒體採訪行程之一。但是在EAPA小小的辦公室裡，我見到來自德國其他城市、美國、甚至上海的年輕人，因為仰慕Braungart而來到漢堡，我才知道這個滿頭亂髮的教授，已經是全球生態界的傳奇人物。

Braungart是化學家，但也曾經是激進的生態行動主義者。年輕時，他進入綠色和平組織，成為「組織裡的第一個博士」。他曾經為了抗議Ciba-Geigy化學工廠排放污染，把自己綁在煙囪上，迫使工廠關機。他在北海游泳，抗議漁船濫捕。後來他領導綠色和平組織的化學部門，一九七○年代更成為德國綠黨的創辦人之一。

這位當年的社會行動家，回憶起這些往事，「當年為了阻擋漁船，你必須橫在前面，現在我們在民主社會裡，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決了。」一九八七年，他在漢堡創立EPEA，展開一連串關於工業產品的化學成份研究。研究的結果讓人怵目驚心。

他發現，當我們使用日常工業產品的時候，大量化學物質散發出來。「一個單純的椅墊，當你坐在上面，產生摩擦，就會釋出許多看不見的化學物質到空氣中，然後直接被你吸進肺部，或是沾到你的皮膚上，」Braungart在台北的workshop中解釋這些研究發現，「你只是想坐椅子，可不想吸進這些有毒的化學物質。」像電視機這種電器製品，含有的化學物質更多了，「你只是想看電視，不想吃電視機。」但是我們每天都在吃電視機釋放出來的化學物質。糟糕的是，其中某些化學物質可能引發癌症，或導致新生兒畸形。

為什麼即使在德國這樣的環保先進國家，都還會發生這種情形？全球化是原因之一。「製造商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成本最低的供應商，因此在高科技產品中，常常包含廉價但有毒的塑料和染料，」例如致癌的苯儘管在美國禁止作為溶劑，但是發展中國家製造的橡膠產品（那裡苯並未禁用），卻可輸入到美國，其結果是美國或歐洲禁用的物質，以產品或零組件的形式進入市場，連製造商也未必知道這些零組件中到底含有什麼物質。

就在一個月之前，十月十五日，綠色和平組織發布一份研究報告，經委託英國一家獨立科學實驗室，對搶手的蘋果iPhone中十八個組件成分進行化驗，發現其中含有溴化物 （BFR）、聚氯乙烯（PVC）、鄰苯二甲酸酯（phthalate）等有毒化學物質，不但毒害環境，還可能損害男性生殖能力，造成孕婦生下先天缺陷嬰兒。今天的情形與1987年有什麼不同？

Brungart在台北的演講中舉了一個有趣但令人笑不出來的例子，他拿中國產的刮鬍刀與德國的刮鬍刀做比對分析，發現前者便宜，但是所含的化學物質遠遠多於德國的產品，不少是致癌物。他開玩笑說為了安全，用中國電動刮鬍刀的時候，要距離下巴一公尺以上才能避免受到有毒物的傷害，「只有留超長鬍鬚的人才用得到這種刮鬍刀。」

革工業革命的命

但是Braungart的創見，並不是做產品的有毒物質研究，而是分析工業革命以來整個產業生產的核心錯誤，並且試圖找出根本的解決之道。

兩個世紀前，當工業革命發生的時候，自然資源似乎取之不絕，「環境的脆弱性，還不是關心的議題。工業設計目標中既未考慮維持自然系統的正常運轉，也未察覺到自然界中複雜、微妙的相互關係，」Braungart在《Cradle to Cradle》這本已成為經典的書中，花相當篇幅分析工業革命以來的產業心態，「工業革命的思惟是直線型的，只關心如何把產品做出來，並且快速、廉價的送到消費者手裡。」

因為從工業革命以來的產品與工業系統設計，從設計之初，就未考慮到環境影響以及產品的生命週期，事後的補救不但於事無補，反而造成更大的災難。以回收為例，Braungart指出，今天我們做的其實是「降級回收」（down cycling）。例如製造汽車的高品質鋼材，具有高碳、高抗拉強度的特點，但是在汽車回收時，這些鋼材與汽車的其他零組件一起被熔化，包括汽車電纜中的銅、表面的油漆和塑料，因而降低了鋼材品質，再無法用來作為製造新車的材料。回收印刷紙張的情況也一樣，我們回收的既非單純紙張，也不是油墨，而是附有油墨的紙張，混成紙漿後再製的紙，已經無法擁有原先的優良紙質。甚至為了要再製紙，還需添加會造成污染的化學物質。原有材料所具備的「工業價值」，在混合後損失殆盡。

從設計之初，工業與生物材料就混雜不分，Braungart生動的比喻現代工業品大都是「科學怪人」（Frankenstein）產品，或是「怪誕複合物」（Monstrous hybrid），一個產品中包含著難分難解的工業與生物原料，在生命週期結束的時候，無論有多完善的回收系統，都無法分拆成為有用的養料。原本應封閉在工業循環裡的產品，進入自然界，又無法分解，就變成污染，不論是地下掩埋場，或是焚化爐，都會產生毒性更高的致癌物質。「要了解什麼是我說的搖籃到墳墓，你只要走一趟堆積如山的垃圾掩埋場，或是焚化爐參觀就明白了！」設計的錯誤，再怎麼回收也沒有用。用焚化爐焚燒科學怪人產品，不但製造二噁英、多氯聯苯，也燒掉有價值的工業物質，看在Braungart這個化學家眼裡，簡直是莫大的愚昧，是針對一個錯誤系統的錯誤解法。

Braungart的分析核心，就在他認為地球上有兩個獨立的新陳代謝系統，應該涇渭分明，絕不相混。一個是生物新陳代謝，或者說生態圈、自然循環，另一個是工業新陳代謝，或者說是工業循環。一個產品若來自於自然界，在生命週期結束的時候回歸自然界分解，成為生態圈的養料。但是很多工業產品，本來就不可能自然分解，像是電視機、電腦、汽車，就應封閉在工業循環內，回收再製，成為有價值的工業養料繼續使用。

如果從製造設計之初，就考慮不同原料最後將進入不同的循環，則材料不但可以保持原有的性質，甚至可以做到升級回收（upcycling）。以塑膠瓶為例，原本含有銻、重金屬，如果在回收的過程中能去掉銻，就能變成更好的物質。「有廢棄物產生，就代表設計的失敗。」Braungart斬釘截鐵的說。

根據他的研究，一台電視機裡有4360種化學物質，有些是有毒的。消費者要買的是電視節目這種享受，從沒想過要把那四千多種化學物質一起買回家，並且在看電視的時候還一面呼吸這些物質。製造電視機的廠商除了要確保使用中的安全，更應該要負責回收物質。因此把產品變成服務，是最好的解決方案，「廠商賣的應該是窗明几淨的服務，不是玻璃窗。」電視機也好，玻璃窗也好，都可以由廠商回收為有用的工業養料，而不該變成垃圾掩埋場的廢棄物。

傳統的設計與商業模式，強迫顧客承擔污染的後果，造成「利潤的私有化，污染的社會化。」但這是傳統工業革命模式的根本難題，不見得是企業枉顧道德。Michael Braungart相信95%的企業都是好的，但需要合乎商業利益的解決方案，他在台北與一群企業家會面的時候說：「我不是綠色化學家，我是好化學家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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